分享日记｜只需花２４块７ 把他甩掉！……
据说，由于这种业务花钱不多却解决了“*烦”，在一个月中店主邓先生已成功接到了１０笔生意，其中前来购买“分手助理”服务的客户，以年轻人居多。
２４。７０＝爱死去了
“２４。７０元，分手助理帮开不了口说分手的情人们完成‘间接’分手”。记者近日在某网站上发现了叫卖“分手助理”的业务。据说，由于这种业务花钱不多却解决了“*烦”，在一个月中店主邓先生已成功接到了１０笔生意，其中前来购买“分手助理”服务的客户，以年轻人居多。上海市着名心理咨询师王裕如认为，从被传达分手消息这方的角度来说，从第三方得知分手消息，比从恋人口中得知分手的消息伤害更大。“这一现象折射出年轻人在处理感情问题能力的缺失，他们应该学习如何和异性相处，而不是遇到问题后选择逃避。”
分手代理：帮“无爱情侣”分手
“当爱已不在，分手也是难于启齿的……让分手，成为彼此各自上路的最美好的挥手。”这是邓先生为“分手代理”业务所写的宣传词。在过去的一个月中，邓先生已经接受了１０笔代理分手的“生意”。之所以推出这个业务，邓先生说，他见过很多分手时吵得天翻地覆的恋人，他希望运用自己曾经学过的心理学，帮他人以平和、友善的方式结束一段感情。
“我想和男朋友分手了”，“我想对女朋友说分手”……接受了委托人的出价后，邓先生说，他也会和委托人沟通一下，在确认对方想清楚后，他才会接受委托人的分手事宜。“‘分手代理’暂时不接受当面转告，只是按照买家所提供的对方联系方式及分手理由，以电话、短信、邮件、ｑｑ或其他方式代为转达。这样可以事先对措辞、内容等做提前思考和准备，减少语出伤人的机会，且也便捷。”
据邓先生介绍，前来购买“分手助理”服务的客户，大部分年龄较轻。“相对来说，年轻人更习惯在网络上求助，他们恰是‘分手助理’所针对的客户群。”邓先生表示，今后将继续增加此类服务，等到网上的业务量达到一定规模后，会考虑开设实体公司。
上海有专业分手代理人
除了在网上有“分手助理”的业务，在上海还有一个“职业”的分手代理人，但是他现在正在为业务日益减少而烦恼。上海第一个推出分手代理业务的是小健，今年２４岁，老家在江西景德镇。１８岁那年，他通过自考进入山东某大学修读市场营销专业，几年前到上海，一直从事房地产销售工作，去年辞职。现无业在家的他，于今年２月底创办了上海第一家分手代理公司，小健开分手代理的点子是从一部名为《悲伤电影》的韩国影片产生的：剧中的男主人公开办了一项特别的业务———帮助客户和恋人分手。
目前为止，已经向小健咨询的人有二十几个。随着业务的增多，小健在帮人家代理分手时还遇到这样的问题：自己的身份和目的遭到怀疑，甚至可能会被人怀疑为第三者。“暴力行为不一定会出现，但是难免恶言相向，我曾经遇到过不讲理的男生，差点把我暴打一顿。”小健说，分手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出现第三者是最多的，还有性格不合、家长不同意等。但小健只做了三笔生意，他的解释是很多客人都被他拒绝了，但是小健目前对这个行业还很乐观。“我在考虑寻找外地的‘职业分手人’联手建立一个网站，继续推广这项业务。虽然目前大家还不是很能接受这样的分手方式，希望经过一段时间后，人们能意识到，这种方式能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购买者：结束一段拖拉的感情
分手人物：小兰（化名），女，２４岁，自由职业。男友是公司管理层。
代理原因：３年感情，聚少离多，感情变淡。
上周末，小兰看到“分手助理”的帖子时，购买了此项业务，因为一直想了结一段长达３年的感情，却对“空中飞人”的男友难以启齿，因为他们在一起没有闹过什么矛盾。男友在外地的时候，他们也通电话，也在
ｑｑ上聊，“但这样的通话，总是才说了两句客套话就无话可说了，两地的通话成了客套的问候。”小兰说，她感觉俩人越来越没感觉了，这段感情走到了尽头。“但我们从没闹过什么矛盾，我实在没有勇气亲口对他说出‘分手’两个字。”于是，小兰找了“分手代理”。
小兰认为用“分手代理”的优点在于，“当他看到我都找了陌生的第三方去和他谈了，我想他也应该明白我们是到了非分不可的地步了，可以避免在提出分手时的争吵和纠缠”。而小兰的男友在得知小兰通过代理和自己分手时，刚开始觉得挺意外，因为他没想到小兰会请陌生的第三方来说出分手，他还是希望小兰自己亲口对他说。但后来他还是接受了这个事实，和小兰分手了。
分手代理的三大硬伤
在分手代理出现后，对这种分手方式的评价褒贬不一。部分人认为，通过分手助理在恋爱双方间穿针引线，可以把本来很容易激化矛盾的分手，变得多了一分理性色彩，这样就可以避免双方在分手过程中的进一步伤害。而部分人认为，分手应该由自己亲口说出，而不是借助第三方。上海市着名心理咨询师、应用心理学副教授王裕如在得知这一现象后，认为现有的“分手代理”存有的三大硬伤将会限制其进一步发展，比如让陌生人说分手更容易伤害对方，代理者生活经验和专业知识以及缺乏人文关怀等等。
陌生人说“分手”更伤人
王裕如说，从避免提出分手者的角度来说，避免了传达的难堪；但是对另一方，即被传达分手消息这方的角度来说，则比从恋人口中得知分手的消息伤害更大更深。“原来八分伤害，现在可能九分半。感情是强求不来的东西，当一方的感情不再时，另一方应当会有所感觉的，即使真的感觉迟钝了点，我想他一定也希望对方亲口说出来。”
王裕如认为，应该尊重对方的隐私，即使是分手，也应该亲口做一个交待。“对于感情还没有退去的一方而言，分手本身就是残酷的，如此一来当事人是不是有屈辱和尴尬的感觉呢？如果初衷是不想伤害对方，结果反而会让对方更受伤，并且让对方发现你的懦弱，对方更加生气。再说，分手也算是隐私或者受伤吧，我想很少有人愿意让第三方看到他的痛。”
代理者的专业身份遭怀疑
王裕如表示，如果代理人是经过心理咨询培训的专业人士，那就可能起到舒缓情绪的作用。“如果不是专业人士，我觉得不够人文了。照理说，‘分手代理’至少算个心理咨询行当。心理咨询人员的入门标准之一，应该是心理学、教育学或医学本科毕业。”
王裕如认为，在众多的分手代理业务来看，许多代理者都很年轻，都不是专业人士，没有独立的人格、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专业的知识作后盾，先不说这些代理者如何处理那些在听到分手消息后吵嚷着要去自杀的被分手对象，代理者本人又如何处理本身日积月累的*情绪呢？王裕如说的这些问题都值得深思。
缺乏人文关怀随着社会自由度的提高，感情问题日益困扰现代人，而忙碌的生活和缺失的情感教育，使得现代人在面对感情问题时不知所措，不得不求助第三方。王裕如说：“从某种角度讲，‘分手助理’的出现是现代人的一种悲哀。这一现象，折射出年轻人在处理感情问题能力的缺失，他们应该学习如何和异性相处，而不是遇到问题后选择逃避。”
在这些感情困惑的背后，不少人借鉴了西方的经验，也嗅出了其中的商机，所以“离婚公司”、“相亲晚会”、“分手代理”纷纷出现，但是王裕如认为处理感情问题不应当适应商业化趋势。“我们照搬了很多国外先进的一些约会和婚恋模式，但是在复制的过程中，很多商人只看到了形式和利润，而忽视了人文关怀的内核。我想这可能是分手代理的‘致命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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