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日记|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的性伙伴在哪里……

《谁能给我一个性伴侣的真相》

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的性伙伴在哪里

在北京在上海我的性伙伴在哪里

在台北在新竹我的性伙伴在哪里

在天涯在海角我的性伙伴在哪里

作为全球最大的安全套生产商

杜蕾斯有个囊括全球的性调查

冯莺解释说在我国去年接受调查者中

(爱吹牛皮的)男性占了绝大多数

这也是19.3个性伴侣的数字偏高的原因

而今年的3.1个更趋于合理

去年十九今年仨

我去年的那18.3个在哪里

我今年的这2.1个又在哪里

去年十九今年仨

这倒应和了一句老话

不日三个逼不如一只鸡

去年十九今年仨

谁能给我一个性伴侣的真相

中国的鞋中国的脚你知不知

2005.12.9姚山

附录:杜蕾斯性调查2004、2005中国人均性伴侣之比较

◎2004全球性调查报告:中国人均性伴侣数全球第一

2004年11月01日05:28北京晨报

近日,2004年杜蕾斯全球性调查报告向社会发布。引人注目的是,报告中显示中国人的平均性伴侣数最多,为19.3人,远远高于全球的平均数10.5人;而中国人平均每年性生活的频率却只有90次,排全球倒数第7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03次。

同时,报告还显示中国首次接受性教育的年龄为13.7岁,最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熑欢却只有22%的调查对象认为青少年性教育由家人或监护人完成。为什么性伴侣最多,性频率却不高?首次接受性教育的年龄走低,却不是由家长来完成性教育任务?诸多问题引发了社会大众的广泛争论。

调查:10万中国人网上参与

据杜蕾斯中国合资公司介绍,来自41个国家超过35万人参加了这次关于对待性的态度和性行为的调查。其中有超过10万(108720)的中国人参与了这项调查。在参与调查的中国人当中,男性为87304人,女性为21416人。在年龄分布上,以25岁至34岁年龄段的人为主。本次调查是通过互联网进行的。

据了解,杜蕾斯的全球性调查已经进行了8年,中国成为被调查对象已经有4年时间。此间反映中国人性意识的变化非常大。例如此次调查结果显示,中国青少年对性的意识越来越与全球平均数接近。但是,中国在性教育方面还相对落后。被调查的大部分人的性知识来源于网络。因为通过网络对性的了解往往夹杂着许多噪音,这些东西会影响到青少年之后的成长。

杜蕾斯:结果反映年轻人性习惯

对于数据的反差,杜蕾斯品牌经理张冰有两种解释。第一种原因,是由于此次调查方式是通过互联网调查,可能受到有一些“噪音数据”的影响导致结果的偏差。第二种原因,即事实就是如此,大家不能凭个人感觉主观地认为不可能并拒绝接受这些数字。目前通过互联网进行性方面的调查,取得的数据相对其他调查方式更为真实。

张冰同时强调,此调查不是针对中国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全球范围的调查。她还表示,虽然此次调查的范围和人数都堪称世界之最,虽然调查统计结果是无误的,但因为网络调查参与有其局限性,所以本次中国调查结果主要反映的是年轻人的性习惯,这部分人相对性活跃、不保守。“我们之所以要坚持每年花费巨资做一个这样的调查,其目的一方面是本公司获取相关的市场信息,更主要的一方面是引起大众和有关部门、专家对性问题的关注和讨论,倡导科学健康的性爱生活。调查反映的现象,无可置疑是性问题在中国的发展趋势,应引起大家的重视。”张冰说。

 专家:网上调查讲实话

中国性学会性医学专业委员会专家马晓年认为,对于这种反差结果确实需要引起公众的关注。据马晓年分析,在中国参加调查的人中,有8万是男性。这就使得平均每人19位性伴侣成为可能。对于网上调查,马晓年认为有两个优点:成本低、讲实话。

对于调查反映出的“首次接受性教育平均年龄为13岁”,马晓年表示还不够早。“为了让孩子能发育成正常、健康、幸福的成年人,性教育的实施应越早越好。”马晓年说,性教育可分为幼童阶段(0~6岁)、童年阶段(7~10岁)和少年阶段(11~14岁)。民间谚语所讲“3岁看小,7岁看老”,运用到性心理发育中也不无科学道理。孩子到了3岁时应该对自己的性别有明确的认识,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男孩还是女孩。如果父母在给孩子起名、服饰打扮、买玩具等方面出现误导,就会使他们对自己的性别产生困惑,将来则可能出现种种性心理障碍,3至7岁是性角色意识的重要培养阶段,孩子会从日常的家庭生活中进一步加深对性别、性角色的认识。

对于调查反映出的“谁来做性教育的问题”,马晓年表现出自己的忧虑。“父母应该是孩子性教育的启蒙老师。”马晓年说,7岁之前的性教育,父母的作用无疑是最重要的,父母是孩子性教育的启蒙教师。马晓年说,父母对子女开展性教育是没有时间、场合限制的,比如看到电视中有类似内容或情节时便可借题发挥,安排专门的谈话讨论性的某一方面的问题,在逛动物园时讲解所见到的一切,拿书给他们看,凡此种种场合都可以对儿童进行性教育。机会很多,只要善于捕捉,一旦打开僵局,引出这个话题,谈起来就容易了。事实上,孩子们经常会主动发问,一旦父母在第一次或前几次发问时拒绝回答或敷衍一番,孩子的嘴自然也就闭上了。但只要重新提出这一问题,下面的谈话就很容易自然地继续下去了。轻松的气氛,温馨的口吻,都有助于打开禁区,要让孩子知道你对他们很关心,也了解他们的困惑和感受,这样才能取得孩子的信任,孩子才乐于开口提问和讨论。晨报记者于祥明/文

2004年全球性状况调查

来自41个国家超过35万人参加了这次关于对待性的态度和性行为的调查,这次调查是全世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此类调查。

这次调查显示,法国人的性生活次数最为频繁,平均每年137次,远超过全球的平均每年103次。希腊和匈牙利紧随其后为第2位和第3位。

欧洲人在和情侣调情方面也略胜一筹。排在第一位的是英国人,平均每人前戏时间为22.5分钟;其次是德国人。

调查还显示,首次发生性行为的年龄全球平均是17.7岁,这个数字有越来越小的趋势。现在16至20岁之间的青少年首次发生性行为的平均年龄为16.5岁。

参加调查的人中,有十分之三的人认为国家应该增加在性教育方面的投入,来帮助预防性传播疾病。此外,有同样比例的人在不了解其性伴侣性经历的情况下,与性伴侣发生过无保护措施的性行为。

最后,一项有趣的调查结果显示,好莱坞明星布拉德·皮特烞radpitt牶桶布莉娜·茱莉烝ngelinajolie犑侨世界最具性感魅力的男人和女人,而去年该项桂冠则属于英国的足球明星大卫·贝克汉姆和美国女演员詹妮弗·洛佩兹。

杜蕾斯:关注性健康

2004杜蕾斯全球性调查是全世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关于对待性的态度和性行为的调查。杜蕾斯是世界最知名的安全套生产厂商,一直致力于关爱大众健康及社会公益事业。在国外,始终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及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保持合作,同时还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系列的教育项目,宣传性健康,资助艾滋病专家进行学术研究。

杜蕾斯公司连续8年在全球对年轻人进行性调查活动,了解他们对性的认识和态度,加深人们对性健康与性教育的认识程度,以更为健康、安全的生活和态度,促进社会生活与文明的发展,提高日常生活的质量。

◎2005杜蕾斯性调查显示我国人均性伴侣降为3.1人

2005年12月02日10:12新世纪周刊

本刊记者/常晟

11月8日,杜蕾斯照例公布了本年度全球性调查报告,中国人均性伴侣人数从去年的19.3个降到今年的3.1个,舆论再次哗然,质疑声不断响起。

在中国,一份调查报告能每年一次引起所有媒体的关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但是,杜蕾斯做到了。而这次的焦点仍在人均性伴侣人数上——去年人们在心存不平中质疑“我的那18.3个在哪里”,而今年,人们则在询问“谁能给我一个性伴侣的真相”。

如果说,去年还会有人怀疑杜蕾斯调查的科学性,那么,今年的调查数字已经暗示出调查本身的不科学。但遗憾的是,这样一份广受关注的调查为什么缺乏一个权威机构更为科学地进行?

而在谈性依旧有点色变的中国,杜蕾斯的行为挑战的不仅仅是科学机构,更是隐藏在每个国人心中的性观念。

杜蕾斯性调查

作为全球最大的安全套生产商,杜蕾斯做此项调查完全合乎逻辑。1996年杜蕾斯第一次做全球性调查的时候,名单中并没有中国。

“当时中国还没有普及互联网,调查者要和受调查人面对面地进行。在中国人群中,进行这样的关于性的调查,难度很大,舆论也很难接受。”负责杜蕾斯全球性调查报告公布的媒体发言人冯莺女士解释说。

但是,作为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性调查,占世界人口近1/4的中国一直缺席,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终于,在新世纪来临的2001年,中国进入了杜蕾斯全球性调查的样本。当年的调查报告中写到:“在所调查的28个国家中,有70%的中国人只有一个性伴侣,在性爱方面中国人是最忠实的,而美国只有11%的人承认他们只有一个性伴侣。大约有一半(49%)的中国人比较关注艾滋病,只有7%的人从来不用保护措施。”

虽然是第一次涉及中国,但是,当年这个调查结果并没有引起关注。从2002年开始,杜蕾斯告别费钱又费力的传统调查方式,采用网上调查。

2004年,调查结果“中国人平均有19.3个性伴侣”横空出世。从北到南,全国各媒体纷纷做了大篇幅报道,网上头条也顷刻间成了杜蕾斯的广告专区。

人民网如此评论:美国男人平均性伴侣是6个,女人是2个,咱们难道能超过美国吗?即使回答问卷的人都是网民,也应该不到19个,很多人在开玩笑吧。

杜蕾斯这一百年品牌,伴随着起伏的质疑声,第一次在中国如此响亮地“广告”着。

取样结果难以信服

杜蕾斯官方网站上显示:2005年全球性调查,有来自41个国家,超过31.7万人参加了这次世界上规模最大,关于对待性的态度和性行为的调查。今年是第9次,规模比第一届扩大了4倍。该项目对调查参与者的性别和年龄进行了分析,对全球范围内人们对性生活的态度和性行为予以深入而准确地描述。

除此之外,并没有公开调查数据的取样和分析过程、调查模型等被学者认为是很重要的资料。

中国性学会常务理事、广东计划生育与性教育研究会副会长朱嘉铭的态度代表了很多学者的观点:“科学调查不能当儿戏,若不能从科学的角度解释出19.3到3.1的变化,是不可以被认定为科学调查的。网上调查随意性太大,没有区分人群,没有随机取样,结果不能取信。”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教授对于中国性问题一直有严谨研究,所以他表示,对此结果根本没有必要发表看法。

据冯莺介绍:调查是委托英国专业调查机构进行的,调查数据结果也是根据统计学理论来进行筛选和分析的。这次调查本来有48个国家参加,但其中有7个国家的数据被专家认定为无效。中国有9万人接受了调查,男女比例持平。

冯莺解释说:“去年接受调查者中,男性占了绝大多数,这也是19.3个性伴侣的数字偏高的原因,而今年的3.1个更趋于合理。”

但香港性学会主席李伟仪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却有另外的看法。她认为,所谓数据上的科学性,主要关乎问卷设定时的客观性。譬如不设计引导性的问题,不针对特定某个群体而设定不利于他们的问题(指故意设计一些问题,导致丑化的结果)。从这角度看来,杜蕾斯的开卷设计十分中肯,适合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人士作答。

另一方面,杜蕾斯每年的被访者都是自愿而不固定地参加,因此所取得的人口样本,每年也是不同的。由于不同人士的性经验差异甚大,所以每年都出现不同的结果。不过,如果作答的人数越多,性经验较为稳定和平均的被访者数目也会越多,即可“中和”一些极端的例子。而且,当此类研究能持续进行,作答者能抱着平常心去作答,也可以逐渐减少有人刻意夸大数字。

因此,只有一些追踪性的调查(例如每年数千名被访者均来自同一群体或样本),才能保证到数据上的平稳。

性调查的中国痛

杜蕾斯全球性调查之所以能在民众中激起如此大的波澜,更多原因恐怕在于涉及了一个“性”字,而调查本身的意义远不止此。

杜蕾斯公司颇受质疑不是因为“性”调查,而是调查缺少“科学性”。而“中国性学第一人”张竞生,则远没有杜蕾斯幸运,因为“性”,他连做学问都不成。

张竞生不仅是中国倡导计划生育第一人,也是中国性学研究第一人,在中国发起爱情大讨论的第一人。

1926年5月,担任“北京大学风俗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张竞生,出版了《性史》第一集,初版印刷1000册。书中收集了多篇约来的文章,如小江平《初次的性交》、一轲(即张竞生当时的夫人褚问鹃)《我的性经历》文。

在每篇文章之前的按语中,张竞生发表了不少直白坦荡的议论,诸如每月夫妻之间性交几次才合适、妻子面对丈夫的调情求爱应该如何既羞涩又大胆之类。

这些按语和杜蕾斯的很多调查数据实属同一个统计范畴,都是在试图展示国人的性现状。然而,《性史》出版后仅四个月,便在天津遭禁。随后,在北京、上海等地区也被封杀。张竞生同时被传统势力斥为“卖春博士”。

几乎在同一时代的美国,一位名为海特的女性学家发表《海特性学报告》,全套书分男人卷、女人卷和情爱卷,主要由被取样的当事人自述组成。此报告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性学调查报告之一。

张竞生曾感慨地说:“有人主张节制生育而被待为上宾,只因她是美国女人;我主张节制生育被视为神经病,是因为我是中国男人。”

而如今,性不再只是一个可供增加谈资的私人话题,更衍变出各种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涉及性健康、性教育等各个领域。社会更加迫切地需要了解自身的性现状,以图找到合适有效的办法来应对这些问题。

长期在香港公开探讨性观念的李伟仪表示,内地社会性观念的开放,与80年代改革开放和经济起飞同步发生,并以90年代快速进展。但由于外国的性解放时间较长,很难直接作对比,但可以尝试把内地和香港加以比较。

科学的中外之争

近年来,在网上和学界进行的性调查在中国方兴未艾。但是,都面对着同样的困扰:不仅仅缺乏经费和调查不规范,而且一个从来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即使在学术界,对于性调查真实性问题依然没有一个清晰的“说法”,所以经常把性调查叫做“假数真算”。

1994年10月,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劳曼教授出版了《性的社会组织》一书,被传媒列为1994年美国十大科技新闻的第四位,被通俗地叫作“芝加哥报告”。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运用严格等概率抽样的方法,对一个2.5亿人口的大民族进行性方面的社会调查。仅仅从抽样的角度来看,它可以相当精确地反映出美国人的性生活状况。

但是很快就有一位生物学家提出质疑。他说:这次调查的结果表明,美国男性在一生中所拥有性伴侣的平均人数,要比女性的性伴侣平均人数多不少。按照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在一个相当大的群体里,除去极少数同性恋者以外,男人和女人的性伴侣人数必然是相等的。否则,男人们多出来的那些性伴侣又从何而来呢?总不能都是***或者外国女人吧?

这个质疑一出,顿时引起相当大的思想混乱。不仅许多社会学以外的人士以此来彻底否认这个调查,就连一些社会学家也纷纷随声附和,试图用否定这个调查来捍卫社会学的“科学性”。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于1999年8月至2000年8月,在潘绥铭教授主持下,在全国(不含台港澳)范围内,对20~64岁的全体居民进行了分层随机抽样调查,并于2001年下半年写出了分析报告。

这份报告被很多专家认为是中国第一次随机抽样、规范操作的全面的性调查,可与“芝加哥报告”相媲美,其成果在10年内都具有指导意义。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该报告至今未在媒体详尽刊发。“这也是杜蕾斯性调查能引起国民如此关注的原因之一,至少说明公众迫切需要了解这些信息。”

在朱嘉铭教授看来,“何止公众,决策者更应该充分了解并重视这些信息,以对性健康和性教育问题做出更加有效而及时的措施。这种性现状的调查可以从宏观上对各个领域的问题产生正确的指导作用。”

中国式科学调查

潘绥铭教授详细介绍了他所主持的这次性调查活动。据他介绍,调查采用随机抽样方法,调查组通过电脑在全国范围内确定调查层次。再根据层次随机抽样,确定调查对象的住户地址,然后根据随机抽样原则,从每一住户内确定具体调查对象。一经确定,就不能更换或由他人替代。

调查工作人员打电话或上门动员,受访者自行决定是否接受调查,不接受的,做无效问卷处理。此次调查共确定了5000名调查对象,其中3820人做出了有效回答,占全体调查对象的76%,达到了社会学调查标准。

为了确保答题的真实性和调查的科学性,调查组设计了多道测谎题,并采用了多种保密措施。如将调查对象约至就近宾馆的房间,同性别、一对一地进行调查;上门动员的人与最终进行调查的人分开,保证调查对象面对陌生人答题;调查人员与调查对象隔离,由被调查者独立操作电脑,通过按键选择答案。

潘教授表示,要“真实地”了解人类的身心活动,所谓“现代科学”其实只有三大类方法可用。第一类是“监测”,就是用尽一切办法,把人类的身心活动当成石头那样的客观存在物来监视、检验与测量。美国的“泰罗工作制”就是这样搞出来的。

第二类是“证明”,就是用尽一切“证据”,通过推理来确定某个“真实”的存在。这类方法已经被西方的司法实践推到了极致,甚至达到违背人之常情的地步。可惜,社会学基本上也无法运用“证明法”。一则在大规模调查中不可操作,二则在道义上,社会调查毕竟不是审讯。

只有第三类方法可以为社会学所用,它就是“询问”。无论问卷法还是个案访谈法,所获得的资料,其实都是被调查者自己对自己的行为或者想法所做出的说明,也就是被调查者所“主诉”的情况。

即使在参与观察中,绝大多数人类活动所包含的意义,也仍然需要由被调查者来告诉研究者,也仍然是一种“询问”,所依赖的也仍然是被调查者的“主诉”,真实性很难保证。

如此繁琐庞杂的调查报告,是杜蕾斯远没有想到、更没有做到的。所以,19.3空降到3.1这样的情形才不可避免地发生。

遗憾的是,人们关注杜蕾斯的同时,没能有一个权威机构公布一份有说服力的报告以正视听。人们依旧在杜蕾斯的调查中疑惑着那突然增加的18.3个和突然消失的16.2个。质疑在无效之后,变为疑惑,进而变为期待。

◎中国人,你到底有多少“性伴侣”

关于每个人拥有多少性伴侣人数的问题,最旧而又最经典的笑话莫过于——你报上了数字,然后对方沉默良久,你正待纳闷或者试图解释,结果对方说:“噢,亲爱的,我正在数。”《sexandthecity》中也用了这个段子,性爱女战士莎曼达去做检查,医生问及其性伴侣人数,她瞪着医生愣了半晌,然后说:“oh,i'mcounting.”

不过总的来说我们基本上不会在现实生活里碰到如此夸张的黑色幽默。调查结果里中国人的性伴侣数目是全球最少的——只有2.1人,并且70%的中国人只有一个性伴侣;而全球有性生活的人们则平均有7.7位性伴侣,再怎么数,也用不了20秒钟。

美国著名女性杂志《glamour》也曾针对这个问题做过一个问卷调查,获得了超过六百位读者的回信。回信的女性读者们,平均有过10个性伴侣。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爱德华蓝曼博士表示,10个性伴侣很显然是超过了全美女性的平均数,不过——“愿意花时间回函给这类性学调查的人,本身对性就抱有强烈的兴趣,”他解释,“这一类的人行为比较主动,而且次数也较频繁。”

但是,在回信的女性中,很多人表示在她们所有的性伴侣当中,只有一半以下给过她们性高潮,甚至提到她们根本未曾享有过性高潮。经过一番折算,在这项调查中,有超过七千个美国男人被归类为仍需加油的一群,因为他们没有令其伴侣体验到高潮;而不止一个女人承认,她会嫁给她的性伴侣,原因无它,因为他是第一个让她有性高潮的男人——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大部分的女性不管对性多么感兴趣,性仍然是她们嫁人的理由,仍然是过程而不是目的,和相当数目的男性视性为目的完全不同——所以,至今可以惹恼大部分女性的行为莫过于——

云雨之后,男生对女生说:“我可没有打算结婚。”

每个人拥有多少性伴侣应该有一个标准的数字吗?对不起,没有标准答案,只有个案:

“我觉得数字3相当完美。一号情人是你的第一次,在你们两个人都仍天真,且仍在学习的时候。二号情人是带给你实验性刺激的人,也是你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一些新技巧,并尝试一些新体验的人。而三号情人就是你的终身伴侣了。”

“一个才是对的。对于那些不会对老公是惟一性伴侣这件事感到雀跃的人,我真的替他们感到遗憾。”

“这个数字最好在你的手指头和脚指头加起来还可以数的范围内。不要让你的性伴侣的人数多到你可以在一个派对中,挑出两个和你有过关系的人。”

性伴侣

性伴侣是成人世界许多人所追求的一种男女关系。为的是这种关系“干净、安全、快乐”。

虽然许多人都把性伴侣叫做“情人”,但是除了性伴侣和情人关系一样可以维持相当长的性关系时间外,两者之间几乎没有其他相同之处。性伴侣类似于“***”,男女双方不需要有爱情,甚至不需要有感情。这也是性伴侣和情人的最大的不同。

性伴侣往往由***而来,就是所谓的“多夜情”吧。交往的双方首先需合“眼缘”,彼此看得上;其次合“体缘”,床上能配合默契。然后才会长期的交往下去。然而,性伴侣之间没有任何的感情的交流,肉体的欢娱之后往往是彻夜的空虚。

招牌口号:“只需要陪伴不需要相爱。”

“心灵的空虚有很多解决的办法,但身体的饥渴,却无可奈何,所以,我需要性伴侣。”

经典镜头:

1、周五快下班的时候,她的手机响了,他的声音响起来:“这个周末你方便吗?”她想了想:“我想想看,喔,不行,我有个朋友要从广州过来看我,恐怕你不方便过来。”

他很干脆,笑笑说:“好吧,祝你周末愉快,想我了就call我。”

2、每个固定时间,他都会如期至约,接她下班吃顿饭,然后去他的公寓或者她的宿舍,春宵一宿,然后告别。她甚至连他的工作情况都一无所知,惟一能确定的是,他是个不错的性伙伴。

关系透析:

怀特·米尔斯在《私情缠绕》中说:“现***的一个特征是像找寻财富一样地渴望不为人所知的亲密私情,在适当的时间出现和停止。”

如今的性伴侣的含义里,除了解决生理问题外,更多的是对自己的安慰和对现实的逃避。毕竟都是害怕寂寞,更害怕别人知道他们寂寞的人。我们需要爱,也不可以没有性。大多数时候,性和爱是一样重要的。有个性伙伴,至少有了身体的温暖,可以暂时忘却心灵的孤寂。

潜在危机:

罗素早已经一语道破:“爱情能使我们整个的生命更新,正如大旱之后的甘霖对于植物一样。没有爱的性行为,却完全没有这等力量。一刹欢娱过后,剩下的是疲倦,厌恶,以及生命的空虚之感。”

我们报社里有不少刚开始谈恋爱的小同事,问过他们:“伴侣在和你谈恋爱之前,她们谈过多少次恋爱,你们觉得是还可以接受及容忍的?”稍微思想斗争了一会,他们说:“……两,两次吧,已经是极限了吧,再多真受不了了。”非常之符合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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