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日记｜诗歌的70后与我……

不止一位资深诗人对诗歌界的“70后”这一说法表示过明显的不屑，这种不屑当然有其充分的理由，因为这种年代划分的肤浅实在是一望而知的，而且先锋诗歌界人士素来有看不上“写小说的”的“光荣传统”，如今看到年轻一辈的诗人们竟毫无创造力地袭用写小说的几个“丫头片子”的商业性标签，当然感到痛心疾首。
年轻的诗人们未尝不知道这一称谓的“肤浅”和骨子里“庸俗”，但他们却一如既往地使用和炒作着这个概念，并最终使“70后”真正成了一个断代的诗歌概念，朦胧诗、第三代、新世代、70后，中国先锋诗歌的辈分划分因此而秩序井然。这是一个功利的选择，是一代诗人在功利选择下的合谋。诗坛如江湖，没有名分何来席位？一***长大了，有一天发现自己的嗓子已经变粗了，他们需要一个借口扯出自己的义旗，再在这面旗帜之下找到自己的蹲位。
包括我自己在内，没有任何一个70后诗人试图过对这一概念的笼罩进行拒绝，其中的佼佼者们大都在这一两年中牢牢地占据了靠前的蹲位，他们知道，一***的旌旗过后，剩下的名字总是寥寥无几，他们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像当年第三代的于坚、韩东、李亚伟、杨黎、周伦佑、何小竹、丁当、孟浪、王寅、柏桦、翟永明们一样，为后辈们所传诵。江湖儿女江湖老，哪一***不在梦想着属于自己荣光？所以他们不会拒绝这个涵盖10年的代际划分，这是他们成为一***中的英雄的唯一机会，而另一些稍微平庸的诗人则更为热衷地炒做着这一概念，浑水摸鱼或者把自己的名字偷偷塞入其中是他们唯一的动机。
毫无疑问，我本人是“70后”这一概念的重要收益人之一，从我初学写诗开始，“70后”与我便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70后”这一概念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随着我本人成长的历史行进的。也可以说，我和“70后”互相利用了一把！

一、1998，《朋友们》与《外遇》
我与“70后”第一次间接的遭遇，是1998年创办民刊《朋友们》，与“70后”的第一次直接遭遇，是在《外遇》诗报的“70后诗歌大展”上发表诗歌。
1998年，我还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时候，作为一个刚刚了解了中国诗歌在民间发展经历的诗歌青年，很想学着那些传说中的诗歌人物一样，搞出一本将来也能够成为“传说”的民刊。《朋友们》这个名字其实是受《他们》这个名字的影响而来的。现在看来，这个暧昧的名字本身就注定了它不可能成为像《他们》、《非非》那样的刊物，这是一本没有鲜明倾向性的同仁杂志，它的早夭也是注定了的。但《朋友们》的意义在于，这是当时很少有的仅仅以同一年龄段的诗人为主体的同仁刊物，虽然我们当时没有意识到“70后”这个概念，但事实上，我们拉起了一个“70后”的群体，并且几乎是最重要的群体之一。当时另外还有几个“70后”的群体，一是学院派的《偏移》诗群，一是深圳的《外遇》诗群。前者作为“知识分子”体系的“法定”继承人，在当时“知识分子”和“学院派”写作一统天下的情况下，有着天然的优势。后者本来也可以形成一股重要的诗歌力量，因为他们诗歌中的南方都市体验和对现实生活的介入已经成为一种特点甚至可以说是有着有着天然的生活经历的资源优势，可惜的是由于成员的芜杂和想法的杂乱，他们并没有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外遇》诗报的夭折也使这一群体很快分崩离析。当时的《外遇》诸诗人中，只有谢湘南后来脱颖而出，而他所依恃的正是对南方都市现实的介入。与它们相比，《朋友们》的同仁在诗学倾向上的不统一是一望而之的，既有接近学院写作的颜峻、高小涛和亢霖等人，也有接近于口语写作的朵渔、南人、巫昂、沈浩波、杨志、戴华等人。《朋友们》比《偏移》更富有生机，或者说显得更年轻，比《外遇》作品质量更整齐，更大气。
《外遇》要搞“70后”诗歌大展的事情，是当时在京的诗人余怒告诉我的，也是他把《朋友们》同仁的诗歌推荐给《外遇》的。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诗歌界的“70后”这一概念。当时没有什么其他想法，就是想看看同龄人们都已经写得怎么样了。看到报纸后，我感到十分失望。“70后”们整体水平之低令人惨不忍睹！曾经在那次“大展”中粉墨登场的诗人，后来写出来的也寥寥无几。那一年我用笔名“仇水”发表诗作，尚在学步阶段。
现在看来，《外遇》当年的这个“大展”的水平如此低下，正是中国诗歌在过去的10年中“万马齐喑”的明证，在“知识分子”和学院写作横行的10年，是中国先锋诗歌停滞的10年，其中最大的受害者就是那些生于70年代前期的诗歌爱好者，用朵渔的话说，那是被“吓破了胆”的一代，先被海子的“麦地狂潮”给蹂躏了一把，后被知识分子的“修辞学”和“考据学”给唬弄了一把，就成了那个鸟样子了。值得一提的是，在学院谱系之外仍然有几位70后诗人在1998年就已经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和较为成熟的风格，他们是谢湘南、吕约、马非和宋烈毅！

二、1999，“盘峰论争”拨云见日
1999年4月，爆发了著名的“盘峰论争”。这场论争横亘了整个1999年。我本人作为《谁在拿90年***涮》的作者，同时也作为论争中“民间立场”一方的重要参与者，毫无疑问也成了名声上最大的收益者。可以说，我最初是以文章和在这场论争中的表现脱颖而出，并成为“70后”中最知名的诗人的。但毫无疑问，我的成名也给由于作品质量低下而进退维谷的“70后诗歌炒做运动”打了一剂强心针。
大乱之后，必有天才出。但这个天才并不是我，而是来自山东一个小镇的待业青年——盛兴。生于1978年的盛兴在民刊《葵》上发表了一组这个时代的天才之作。盛兴的出现使所谓的“70后”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天才和出类拔萃的作品。
同样是这一年，一直被人们看好的诗人朵渔也越发显得稳健和老辣。这位生于1973年的诗人成为所有鼓吹“70后”的诗歌报刊的必选诗人。1999年11月，他和我一起作为年轻诗人的代表参加了清算知识分子写作的“龙脉诗会”。在会上，我不肯放过一切出风头的机会，一味摇唇鼓舌。而朵渔被“吓破的胆”显然还没有完全恢复，他的结结巴巴表明了属于他的“美好时光”尚未完全到来。
正是盛兴的出现，朵渔的渐趋成熟和我的强健风头使“70后”这个概念在这一年开始有了意义！
而更深刻的意义是，“盘峰论争”使一***被“吓破”的胆开始恢复愈合，使一***的视野立即变得宏阔，使一***真正开始思考诗歌的一些更为本质的问题，使一***重新拥有了“逐鹿中原”的江湖气质。中国诗歌新的春天即将到来，“70后”们将以加速度开始成长并“抢班夺权”。可以说，盘峰论争真正成就了“70后”。

三、2000，《下半身》对70后的重新洗牌

2000年1月，广东诗人黄礼孩创办民刊《诗歌与人》，再次推出“70后诗歌大展”。比起1998年来，这次大展水平较为整齐，一些诗人比一年前有了长足的进步，另一些刚刚崭露头角的诗人也开始表现出了不凡的实力。这次大展中学院派诗人在成熟度上的优势荡然无存，口语的勃勃生机使他们黯然失色。但老问题依然存在，这仍然是一个即兴的过于芜杂的名单，一些好诗人不在其中，而一些类似于文学青年的诗人倒占了很大一部分。
2000年5月，《1999中国新诗年鉴》出版，在以推荐新人为目标的第一卷中，除了头条诗人宋小贤是出生于60年代后期大器晚成的“新秀”外，从第2位开始，依次是吕约、沈浩波、李红旗、朵渔、巫昂、盛兴、李建春、颜峻等8位70后。这使70后的整体轮廓初步清晰起来，同时，这些年轻诗人的不同于以往的诗歌特质也开始人们的关注，谢有顺在评论他们的作品时用了“诗歌在前进”这句后来引起很大争议的断语。
与此同时，民间的“70后诗歌炒做运动”声势越发浩大，广东、西安、北京、安徽和四川都有人要编辑出版《70后诗选》，每一个编辑动机后面都有一份长长诗人名单，所有出生在1970年之后的诗人都削尖了脑袋要进入这些名单，这种缺乏标准的混乱使其中的很多选本看上去都更像一个笑话。其中广东诗人符马活和余丛编辑的“《诗文本》70后大展”非常具有代表性，这个凡“70后”来稿一概不拒的选本虽然热闹，印刷也算精美，但其中的垃圾比比皆是，好诗微乎其微，好诗人埋在其中，如同珍珠混淆于米粒，几乎难以分辨！如果“70后”就是这么一个水准，那可真够丢人败兴的。
2000年7月推出的《下半身》杂志没有强化“70后”这一概念，用我当时的说法是“志不在此”。因为我们当时想面对的是整个诗坛，《下半身》9位同仁的实力以及我们的诗歌特质和主张都使我们依稀看到它的前景。我们不会傻到把自己框死在一个虚妄、狭窄而混乱的“70后”概念中。但由于《下半身》杂志的同仁都出生于1970年以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当时头脑中其实都有一个要抢占“70后”高地的想法。由于这只是我们的创刊动机中的一小部分，所以我的策略是绝口不题“70后”，用诗歌实绩和声势来说话。而朵渔则有些按捺不住，或者他觉得没有必要装孙子，他在文章中明确提出：要给70后重新洗牌。
《下半身》确实可以给混乱的“70后”重新洗牌，在2000年，我和朵渔、南人、巫昂都更为明确了自己的方向，并都写出了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马非和盛兴仍然十分优秀，尹丽川、李红旗和朱剑更是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前两者甚至拥有不少铁竿拥护者，而后者更是被伊沙称为是当年的最佳新人。此后加盟“下半身”的轩辕轼轲、阿斐、李师江同样引人注目，尤其是轩辕轼轲，以其粗犷而富有智性的诗歌在互联网上一夜成名。正是由于这些优秀诗人的汇聚，而且他们在这一年的写作都很成功，以及“下半身”这一“招牌”的冲击性。使得《下半身》杂志的创刊成为这一年先锋诗界最大的事件，并使“下半身”成为诗人们最经常提及的一词。毫无疑问，《下半身》也在事实上重整了诗歌的“70后”。这并不是什么阴谋或争斗，事实上，《下半身》的创刊，才真正预示着“70后”诗人们真正成为中国先锋诗歌的中流砥柱。

四、2000—2001，网络的成全与消解

《下半身》的一举成名，离不开各诗歌网络站点的兴起，《下半身》就是从“诗江湖”和“诗生活”引发了不啻地震般的强烈震撼并从这两处将其影响辐射出去的。2000——2001年，大约近20种诗歌站点或***纷纷开通。其中最负盛名的莫过于“诗江湖”和“诗生活”，2001年新出现的“唐”和“橡皮”也同样显示了很强的势头。这四个站点，成为众多诗歌站点中的“四大名旦”。几乎所有的知名诗人都在这几个站点发表诗作或言论，中国先锋诗歌的现场已经转移到网上了。
网络的出现对诗歌带来了很多方面的影响，一些纯粹从网上写出来的诗人开始获得人们的注意，他们大都是一些年轻人，也就是说——70后。网络为“70后”“贡献”出了一大批不错的诗人，除了上文提及的一些诗人也都常年在线之外，像竖、冷面狗屎、晶晶白骨精等都已经成为“70后”中最富实力的诗人。网络对“70后”的成全是显而易见的，在网上，由于反馈和交流的迅疾，年轻的诗人都以加速度成长着。在网上你可以看到，这一代的诗人们确实羽翼已丰，他们写着这个时代最为优秀的诗歌。
但同时，这也从另一个方面消解着“70后”存在的意义。尤其是像“诗江湖”这样的网站，几乎变成了一个“新兵培训站”。相当一批年轻而出色的好诗人从网络走出，比如恶鸟、花枪、中指、小引、、拉家渡、欧亚、封原、篱笆、张稀稀、墓草、李傻傻……这个名单可以列得很长。他们写诗的年头虽然短暂，但他们的诗作却比大多数在各种“70后”选本中混得脸熟的诗人要强得多。他们的出现，不但消解了那些传统的“70后”选本的存在意义，更使“70后”不再构成一种挑战者的角色。试想，现在正是“70后”们写作的盛年，如果这个时代的诗歌写作者大部分都出生于这个念头，那这种炒做还有什么意义？在网上，那些已经用他们肥大的屁股抢占了“70后”阵营那些靠前的蹲位的诗人们都已经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老诗人”，更年轻的新出现的诗人们正试图对这些老“70后”进行冲击，甚至像阿斐、封原、李傻傻这样的出生于80年代的诗人都已经成型——“70后”的炒做还有什么意义？
网络成全了“70后”的抢班夺权，也最终在2001年，将“70后”这一概念消解得差不多了。

五、几句题外话

虽然“70后”炒做的实际意义已经不那么大，该占据的蹲位都已经被那些“先出名的”给霸占了。但出于各种想法的驱使，各种“70后”的选本还在继续。但这些选本是否真正是为诗歌负责，或者是否真正是为“70后”负责令我生疑。首先，那些从网络上写出来的优秀诗人如竖、晶晶白骨精、冷面狗屎、乌青等受到了显而易见的忽视，是他们的诗歌真的被人们忽视了，还是那些编选者们觉得这些诗人“可以”被忽视，因此“可以”不占据他们那个充满人情世故和策略的名单？其次，一个即将编竣的据说不错的选本，在选稿之初就确立了“下半身”同仁只选3-4人，这和此前西安的一次编选规则十分相似，他们的理由是——你们总不能都入选吧？我想问，为什么不能，他们的诗歌难道不显然比你们的很多内定的作者高出很多吗？他们的诗歌难道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宝贵的财富吗？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为编选者能发表我自己的诗作而高兴，但作为一个读者和批评者，我为这些选本竟然可以将盛兴、尹丽川、马非、南人、李红旗、朱剑这样杰出的诗人拒之门外而愤怒！我认为这样的选本是伪善的没有实际意义的。你可以不选他们，那为什么会选我？是因为你们真的有那么喜欢我的诗，还是因为你们觉得我“不可以”不选，而他们“可以”！

————
✅生活小常识|✅生活小窍门|✅健康小常识|✅生活小妙招✅情感口述故事